随着香港特区政府新一波的移山填海大计，排山倒海的土地与房屋议题像已盖过了曾经炽热的市区重建（都市更新）争议。尽管香港有关市区重建的一套的官方历史叙述，仍然定形了香港公众 对于市区重建的看法，但民间对市区重建的认知在多年的城市运动裡可有带来转变？有什麽问题与论述值得我们重访与反思？本文从本地市区重建的政策背景、意识变化与重建（暴力）问题三方面，尝试描绘香港市区重建发展形态的基本轮廓。

政策脉络

有关政府推动重建的历史，70年代曾经有以政府房协主导的都市改善计划（Urban Improvement Scheme），在上环湾仔进行上地收回及重建，然而官方认为“早期重建计划属零散、无序及细小，对改善旧区老化的情况贡献不大 ”。在中英香港前途谈判尘埃落定，1988年港英政府提岀成立“土地发展公司”， 以纯商业运作方式和发展商合作进行收购重建，圈出了港岛与九龙的“贫穷地带”（pockets of poverty）。这次都市改造的想法是巨大的，目标是将大部分市区内的唐楼建筑连根拔起，以腾出 新土地给都市发展。

当时，港英政府虽说这种政府推动的市区重建是为了"改善旧区环境"， 背后因由却与中英前途谈判后限定了每年不可卖地多于 50 公顷，政府要另觅土地开发；与及港英政府部署于1997年如何“光荣撤退”，在主权移交前清除殖民地上之“碍眼”建筑；也与地产发展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后成为中英双方保障香港稳定过渡的“经济龙头 ”，需要透过市区重建让地价潜力释放给发展利益的政治经济脉络不无关系。

在土地发展公司作十多年间，重建计划只完成了16个，公布后迟迟未有启动的有25 个 。而对亚洲金融风暴，土发在收购重建一项目时以97年香港楼价最高时收购，到 98年跌至谷底，立即陷入了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当时政府对“土发模式”进行检讨，指出因做法太过注重“合理收购物业的步骤”及“开价公平与合理”的原则，最后才能向政府提岀强制收回土地，故令收购程序拖延，不能运作下去。

基于以上理由，2000年政府成立了市区重建局取代了土地发展公司，重新激活市区重建计划。打著“以人为本”的口号，市建局在立法框架下可直接向政府申请征收土地，不再需要经过“冗长”的“合理”收购过程，就能开展未来20年以重建为主导的225个土地发展项目。同时，发展模式亦承认放弃以往土发的焦土政策（slash and burn），加入复修、活化及文化保育等发展元素，亦引进私营地产商参与收购后的发展。对于受影响居民的生活，2001年规划地政局局长曾俊华在香港地产行政师学会致辞时引述过一个西方谚语：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

同期，政府亦在私人收购重建中，立法容许私人发展商若收购九成以上的市区物业就可以申请强制拍卖，逐渐形成了私人重建的市场空间。此十年间，香港陆续冒起了不少协助大地产商收楼的中介公司，如田生地产，亦让某些大地产商不用再向政府购地，可以透过具有法例协助下的私人收购重建与改划囤积农地，赚取比向政府买地上数十倍计的丰厚利润。

2008年重建策略的检讨在都市运动的浪潮下重新展开。御用学者罗致光反复指岀香港愈来愈多超过50年楼龄的唐楼，过往的重建速度却追不上，来合理化政府加速私人重建收购的措施。取而代之，市区重建局的角色成为了“促进者”，市建局继续进行旧区重建之馀，建立“地区谘询乎台”让业权人主导参与发展。同期，政府亦立法再将私人重建申请强制拍卖的收购门槛由九成降至八成，以加速50年楼楼宇的私人重建收购。

图片来源：Facebook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 - odaag

重建意识变奏

由1988年至今，对市区重建的想法亦起了微妙的变化。无论是政府与社会大众，功能主义角度一直主导了我们对市区重建各种问题的理解。譬如市区“老化”，导致功能衰落，故此要重建翻新的说法似乎成为了无可质疑的常识。整体社会也惯以成本/利益的分析考虑，将重建引发的争议纯粹理解为赔偿合不合理的问题。然而，就算单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市区重建的政策安排，单以这种角度来看其实站不著脚。例如让私人收购重建更积极协助解决“市区老化”问题，却在降低私人重建强制拍卖后，首两年最主要被重建的地方都集中在半山区、太子道西一些传统低密度高级住宅，明显助长了以利益岀发的私人重建，却无助解决真正建筑物老化的问题。

而不少建筑失修及老化问题，是在宣佈某区重建的政策所导致的，如观塘重建计划中，政府早于90年代宣佈将会重建，然而十多年并没有任何举动，令区内业主不愿花钱维修，造成了衰老的客观事实。政府亦未有在功能上针对一些真正需要重建的区域及建筑，尤其是56年至58年间大量兴建的“咸水楼”，反而只选择土地利益较高的区位重建，可见岀城市问题与政策功能明显出现不对应的情况。再者，唐楼建筑的既有功能，包括是提供低下阶层生活空间、公共性较强的街道与环境，亦本质上在重建过程视若无睹。

近年的都市抗争之后牵起了一股建筑怀旧风潮，大量有关本地旧建筑风格的出版与导赏活动涌现，对于本地建筑的历史与知识愈来愈关注。现时这种建筑设计为主导的讨论与政府推动的重建计划在某种意义下相得益彰 — 在这种专业参与里，不仅让建筑/ 规划利益得到更多的顾问及设计资源，同时亦将重建本身问题转化为专业界内可以自我完善的工作。而建筑作为历史 、社区的承载，怀旧的意识未有在过程中发挥成为强而有力的力量，却在不少情况助长了这些旧建筑变成消费本土文化的空间。

面对重建模式被新形势挑战之际，往往就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主义冒起的时机，常以解决问题的姿态出现 。1997 年，在土地发展公司面临“破产”，就会有官员提出让私营市场可“分担责任”，使政府既可积极赋予收地权力之馀，亦私人地产商更广泛参与重建计划。当其后众多市区重建计划被批评决策非民主，政府又出现“社区主导”的想法，以更多法例让私人业主及发展商及市场更广泛地参与重建。然而，私人地产商只著重发展利益、对于整体城市规划、社区公共生活、居住权利及市 民真实需要等视而不见，重建过程将製造史严重的都市问题，包括扯高市区楼价与租金、低下层的生活空间痿缩、城市空间私有化及屏风搂等。

现时，对重建较多批判“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这种“都市提升”的一面，却对于另一面“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都市变化未有深刻、全面的描绘与问题化。政府与地产商在土地结集的过 程中，重新将产权重新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没收老业主的业权，租户得到小赔偿却要流离及负担更贵的租金。这种充满“富人抢地”意味的阶级复仇计划未有形成社会对重建问题的共识。而现时的都市重建运动，较多是从社工组织伦理及人文关怀出发，多强调社区共识与苦主居住、参与及选择权利，而有关重建背后的政治经济霸权的整体批判实践仍然方兴未艾。

暴力之源起

由于重建抗争一直都是社会争议中较边缘弱势的运动，政府往往在此权力不平衡的格局下，往往可以视程序于无物。当民间反对无效，示威、反抗、清场行动以至重建过程裡很引起众多暴力的形态，政府的暴力行为于是与不公伴随著再都市化而生，这却是较少在本地有深入的探究。在重建的案例中，明显出现四种主要的暴力：

1.程序暴力

将不公的做法放置于程序其中。最 大莫过于在法律设计中置入受影响居民称为“尚方宝剑”的 《土地收回条例》( 旧称官地收回条例)，重建一方收购九或物业即可引用条例，就算收购不足亦可以以“公众利益”之名引用、市民的选择权几乎完全在程序中扼杀，此外，在既往的赔偿安排中，若果在收回时单位是空置( 俗称“交吉”) 的话，业主则可获额外数十万赔偿，变相鼓励业主在重建过程赶走租户，分化社区力量。

在重建过程受影响居民亦面对许多程序机关的玩弄。2005年政府开始启动观塘重建，市建局也曾提出了“未来规划与赔偿綑绑”的口头说法，意味著受影响业主亦要成为支持市建局未来地产发展的共同体。未来重建计划赚多些，业主相对上就可赔多些。2013年，九龙衙前围村重建计划，市建局以保育考古为名实为逼迁，列出村内十一个将遭挖掘之处，正与还未有安置好的商户的位置相当邻近，要求加速收回村民的家，亦可见使用程序时的暴力。

2. 传媒操弄

市区重建局多年来积极聘请传媒业界人士做公关工作，会暗中向个别传媒发放保密消息，亦会製作给传媒一式一样的“鳝稿”直接刊登。在利东街重建争议中，市建局公关向相熟传媒喑中公佈积极参与反清拆的居民个人资料，称某住户曾在以往重建计划获得多少赔偿，这些收购资讯只有市建局才知道，成功製造居民“贪得无厌”的形象。

因严重利益事故而辞职的前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去年曾主动发动新闻发佈机器，向传媒提供一剩下商户资料，指即将可以开展收地的重建区内某商户还不肯卖铺，暗示将会因他一个拒绝出售的决定而令其他签订计划的业主得不到赔偿。报导一出，旋即惹来区内居民的冷言冷话，亦令铺主在社区压力下迅速屈服于市建局的收购安排。

3. 非法拘捕

在都市抗争运动中，2007 年那 15 名保育人士在集合中被拘捕及起诉的事件，拉开了香港政府“政治检控”行动者的序幕。15位保育人士在街道上集会时不仅被当场非法禁固，最后被控“阻差办工”及“阻碍公众地方”，部分被扣押时遭到“剥光猪搜身”被公众质疑滥用警力。拘捕过程中，有示威者遭警方“扯头发”拖行，几个警员亦前往医院验伤。聆讯一个月，最终因警员口供不可信而无罪释放，2007年底一协助被清场居民的议员助理谢柏齐，亦在深水埗稫荣街的重建区被警察拘捕他“殴打”，带到警局后才定罪他在警局“袭警”，最后因警员口供不吻合而无罪释放。

此后，一些组织者亦因参与市区重建时被控“袭警罪”。不只令参与重建的公众却步，更为重建运动裡的组织者製造各种麻烦，包括财务上、心理上及时间上的压力。

4.收楼贱招

私人收楼的贱招层出不穷，威逼利诱，水冲火攻，事件往往集中在未曾完成收购的唐楼发生。例如在还未收购足够八成强拍门槛的搂宇贴上“多谢各业主支持，本厦已成功并购”的大字布，製造社区恐慌令馀下业主急急卖房。在囤积唐楼单位后让建筑物日久失修，亦积极以业主身份主导业主立案法团以加速收购工作。2013 年最新近一次，就对不岀让的人、在其单位对面的牆壁挂上了吓人的“鬼脸相片”，让她日常生活也会感到不安。

重建运动 — 希望之所在

市区重建运动至今大部分清拆收场，其实过程中亦诞生不少另类价值与思想，对于未来市运动功不可没。2004年揭开“新都市运动”的利东街抗争，当中提倡“人民规划”，由社区联同专业人士及公众，自发倡议为“哑铃方案”的民间规划 方案，让市规划民主化在社区实践中找到具体模样。同时，利东街的“空间抗争”，开启了对城市空间的想像，其公共参与及运动样式，亦成为了香港空间运动的生母，与同期的天星、皇后、反高铁以至于新界东北的都市/土地运动一脉相承。

未来的重建运动需要民间知识生产，建立研究能力，以面对庞大公关资源不定期的意识宣传。现时重建抗争中，较常见的有过往社工界流行的“个案追踪调查”，以检视重建户及租户搬迁前后的生活质素变化，与及以故事方式纪录当区生活居民的人、地、情。透过紧密的社区组织，重建运动可加强让社区动态可以下而上拼出更形象化的图像，有助回应政府与发展部门常以“分化 ”及“抽象化”的方式掩盖地区实况。另一方面，按政治经济脉络下重建体制的研究亦相当重要，需要发展对整个重建进行具体批判，以及当中许多具体政策措施、法理基础、人物关系、财务利益等，都有待深入的分析与调查，而有关市区重建“无产化”过程研究应扩展至各领域，包括市区环境、各受影响阶层社区、城 市整体佈局与公共空间的衰落，为重建争议提供兴具体的论述资源。因现时的重建计划已经转移至私人收购主导，有关公众参与、土地利用、居住权利等论述亦有待更新。自2005年开始，我从研究观察到参与，甚至在纪录过程中卷入过一场政府检控，每件事件都不断与社会共同开启对市区重建的视野，尝试弄清楚什么是（我们想看到的）重建运动。

80–90年代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意识横行的年代，过往我们的中学地理课本仍然会教授新古典经济的过气城市模式来说明市区重建的必然性、“贪新忘旧”、只懂以官方角度思考。市区重建局成立后，有关市区重建的教材更直接引用市建局所提供的官方资 料，整套思想价值的灌输，甚至连基本事实知识也遭扭曲。我们是较早接触到一些西方都市批判理论开始进行另一种都市运动实践的一群。

我们最早的尝试，是在大学内香港批判地理学会开展一个“忘记地理”的计划，进行一系列的阅读、分享与讨论，为大学新生与中学教师“去知识化”，过程中，有感重建问题功夫要不仅要从零做起，更要首先“减掉”公众对市区重建累积以久的迷思。经过“洗脑”的一代，许多事件无法一蹴即就。 明显的，这种意识不仅是来自学校，涉及对于市区重建的传媒生态及社会整体意识。若不触及暴力及侵犯人权的“核心价值”，传媒会按各自立场表述，基本上并不会容许挑战土地发展本身的意见登出，如曾向传媒在市区空间管理重建政策上多次提及“订立租金管制”及“重建土地上增建公营 /可负担房屋”，最后这些观点倾向不被选择。而最新发展资讯亦由市建局垄断，故此很容易就能把握著单一消息操弄新闻，直接抄写市区重建的官方资料。

市区重建争议中民间声音一直处于社会劣势，这是许多重建运动争议感到无力的来源，虽说公众对于重建的关注提昇，关注重建的民间力量没有明显增长，足以抗衡既有的重建模式。要想像一种有关本地市区重建的抗争，那就不是面对居民的组织工作，亦同样需要建立一股挑战社会主意识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必然是多范畴的，有独立专业者反过来挑战专业权、善用传媒及建立自己的媒体、开启文化以及各种都市政治的可能、认真面对问题的批判及方案研究，这些都是我在思索及关心的问题，至今依然有力。

利东街（喜帖街）改造前后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囍帖街 谢安琪 - 最好的时刻 2006-2012

作者：陳劍青　本土研究社成員 

浸會大學學士及碩士畢業生 , 主修地理。 
為 「反對香港被規劃運動」的發起人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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